(c)不过，在外在生活状况的强制性变动和社会运动的解放背后，隐藏着的是生产力的明显解放—包括“所有生产工具的飞速进步，交通的巨大便利”。这说明历史在加速过程中能够让人们清醒过来：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由于历史的双重加速最终还是回到了《共产党宣言》大加赞颂的“工业进步”，市民社会也就获得了青年黑格尔在其神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为“民众的生活”所预先明确的地位。在青年黑格尔眼里，宗教正统派与启蒙运动已经如同衰落的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机构一样，脱离了民众的生活领域。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现代政治社会现实”—是基础，宗教生活、哲学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作为抽象物从中分离了出来。同时，由费尔巴哈、D.F.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所进行的宗教批判，则堪称是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样板。
但是，关于自我异化的生活的实证主义也还是一种同一性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在国家扬弃市民社会的思想构架中，和解已经实现了。所以，马克思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想由此阐明，如果正确处理了黑格尔的伦理总体性思想，对市民社会的扬弃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①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观点今天已经不再让人觉得惊奇了，其要点在于，国家在西方议会制而不是在普鲁士君主制中真正获得了实现，它绝不会把对抗的社会放到伦理生活领域。国家仅仅是满足了社会的绝对功能，它自身则是四分五裂的社会伦理的表现。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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