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批判形成了一种视角，用以考察社会自我组织的方式。这种社会自我组织消灭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分裂，打破了公民主权的幻想和“处于野蛮统治下的”的人的异化存在：
只有当个体将其自身融入抽象的市民……当他认识到并将其自身的权力和社会权力组织在一起时，人类解放才能实现。因此，个体就不会再将这种社会权力当作政治权
① 马克思对这条思路的论证依靠的是共时的非共时性概念：“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同时代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3页)
②青年马克思还是从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根据“公民”与“市民”、公民与私法主体的互补角色，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面上有自主权的民众过的是双重人生—“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生活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成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将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这里，资产阶级国家的唯心主义遮蔽了市民社会唯物主义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说，遮蔽了其自我中心主义的实现过程。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把市民社会从政治和一种具有普遍内涵的表象中解放了出来；同地又把在理想的独立性中建构起来的共同体工具化为“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世界”，而所有这些构成了国家的自然基础。马克思从人权的社会内涵中发现：“人的共同领域压低了人的私人领域。不是作为公民的人，而是作为市民的人，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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