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僵化劳动与灵活劳动的抽象对立进一步导致了其他的困境。如果从异化劳动概念出发，那么，脱离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成了生产者被剥夺的本质力量的隐蔽形式。实践哲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国家制度之间的系统联系只是一种幻觉。一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这一切便会烟消云散。然而，依据这一观点，所有无法进入行为主体视野的结构差异都立刻失去其合法性。人们根本还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中介化的亚系统是否具有独立于阶级结构功能的独特价值。相反，革命理论唤醒的是一种期待，在原则上，所有自成系统的异化社会关系都能融入生活世界的视野：资本的幻象破灭之后，在价值规律主宰下变得僵化的生活世界将会重新获得活力。但是，如果解放与和解只是按照复杂生活关系的非分化模式来加以设想的，那么，系统论在面对高度的复杂性时很容易就会把理性的一体化力量当作十足的幻想。
（c）之所以出现上述两个困境，是和实践哲学的规范基础，特别是实践概念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贡献从未得到明确的解释分不开的。生产美学对社会劳动概念的提高以及道德实践观念对社会劳动概念的拓展，需要加以论证，这种论证靠方法论上的研究(不管是从人类学方法或是存在主义现象学方法)不会产生出来，因为这些方法论研究本身还值得追问。而那些只能得出目的行为的目的合理性和自我捍卫的方法，则更加无法为实践概念提供更多的理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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