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结束之后，黑格尔右派重新抬头，当然，他们做了两点修正。其一，他们与一种科学理论取得妥协，这种科学理论认为理性在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构成的知性文化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其二，他们接受了社会学启蒙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功能上与资本主义经济纠结在一起的)国家充分保障个体在有着分工的工业社会中享有私人权利和就业权利，但丝毫也没有提高其道德地位。从这些前提出发，弗莱尔和里特尔等人复兴了黑格尔右派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过时哲学的理论遗产都落到了精神科学身上—让再也不能托付给国家的补偿作用落到了伦理、宗教和艺术等传统力量身上。这样一种迥然不同的论证方式为把社会现代性的肯定立场与发生贬值的文化现代性联系起来创造了基础。今天，这一评价模式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德国新保守主义时代诊断的典型特征。③我在这里想结合里特尔的著作来阐明这一点，因为他的这些著作在我
①这种分解是由黑格尔左派引起的。对不断向前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反思，即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很快就贬低了“一切试图超越纯粹知性思想的东西”。罗森克朗茨还曾认为，历史精神具有永恒的尊严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到了十九世纪末也就彻底结束了。谁如果还是坚持用国家来扬弃市民社会这样一种思想结构的话，他所能用的也就只有一种唯名论的政治权力概念，这种概念的一切理性内涵都被韦伯给剥除了。国家最多还能从存在论的角度让自己对敌友关系做出解释。
② 弗莱尔：《欧洲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 Europas),2卷本，Wiesbaden，1948;及其：《当代的理论》(Theori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Stuttgart, 1955;J. 里特尔：《形而上学与政治》(Metaphysik und Politik),Frankfurt am Main, 1969。
③ 哈贝马斯：《美国和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批判》(Neokonservative Kritikin den USA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载其：《新的非了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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