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里影响深远。
在解释的第一步，里特尔把现代性同它从中获得自我理解的时间意识区分了开来。由于现代社会把人类还原为他的主体本性，还原为享乐和劳动；由于现代社会通过对外在自然的加工和剥削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所以，里特尔认为现代性的历史本质就在于失去历史意义的自然关系。现代世界把“历史秩序从人的社会存在中剥离出来”①，而造成社会存在发生分裂的原因也正是由于缺乏历史理性：“与现代一同出现的，……是以往历史的消失；未来与起源之间毫无瓜葛。”②
从里特尔的上述说法当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社会现代性可以摆脱历史传统的发生而发挥出自身的进化动力，并导致第二自然趋于稳定。与此观念相关的是技术官僚论，认为现代化过程不受任何外在的实际强制。第二，民众在现代世界把他们的主观自由归功于对历史生活秩序的抽象。离开破碎传统的抑制作用，他们将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绝对服从经济和行政的命令。与此相关的是历史主义论，认为如果失去价值的传统力量充当的是补充性角色的话，那么，分裂模式当中出现的主体自由就可以避免总体性的社会化和官僚化的危险。它们的客观有效性被打破了，它们应该被当作私人化的信仰力量(个人生活、主体性和起源)③而受到保护。现代社会的历史延续性在表面上被打破了，但它应当在内在自由领域当中得到保存：
主体性已经接管了这一任务——使有关上帝的知识(在宗教领域)、美(在审美领域)以及伦理(作为道德)得到保护，并使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因为在这个物化的世界上，就其社会基础而言，它们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这就是主体性的伟大之处及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职责。①
① 里特尔：《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Hegel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5,第 62 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同上，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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