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特尔把现代社会的技术决定论观点和对传统文化的功能主义评价结合了起来。他的那些新保守主义弟子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一切不适合通过补偿获得满足的现代性图景的不愉快现象，都必须成为“意义传递者”的文化革命活动的对象。他们重复了老年黑格尔的抽象批判，它在于合理现实和批判者的意识之间。当然，他们是以一种讽刺的口吻在重复这种抽象批判。因为，批判者的主体性现在再也不会产生于一个事实，即他们无法把握一种客观理性。相反，批判者被指责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还在错误地期待现实性能具有合理性。批判者必须接受对手对他们的教导：科学进步已经变得“与政治观念毫无关系”。经验科学知识导致了技术革新或社会技术的发展，而精神科学的阐释则保证了历史延续性。那些提出宏大理论要求的人，那些沿着思想大师的足迹从事哲学和社会理论研究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了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身着启蒙外衣的勾引家，分享着新阶级的神圣统治权力。
由变动不定的社会现代性的补偿要求，新保守主义者进一步认为，现代文化的丰富内涵必须得到遏制。他们遮蔽了以未来为取向的时间意识的光芒，把一切没有直接进入现代化动力漩涡当中的文化收集起来，放入回忆的视角当中加以保护。这种传统主义否定了道德普通主义的建构权利和批判权利，也否定了先锋主义艺术的创造力和颠覆力。一种向后看的美学①，尤其会低估最早出现在早期浪漫派那里的一些主题，而这些主题可是尼采审美主义理性批判的源头。
① H. 施耐德巴赫：《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 nach Hegel . Die Probleme des Historismus) , Freiburg,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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