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停地在电子屏幕面前转移注意力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并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意义上的游牧式解放，相反，在诸多平台上的不断分心，让我们感觉到一种迷失和空虚，杰拉德·劳尼格（GeraldRaunig）曾经观察到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分心现象，他指出：“这就是Facebook正在干的事情：除了成为自我展示、交往和疯狂的展现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成为未来社交媒体泡沫的热点，成为Facebook和Twitter的革命性工具，承载着数以百万计不可磨灭的记忆痕迹之外，它也变成了一个忏悔的媒介，事实上是强制性的忏悔，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不仅仅是传播性的，而且也是自我分裂性的，Facebook迫使我们进一步让这种分裂的机械化实践变得清晰可见。”①劳尼格虽然看到了分心超越了个体的内在机制，但是，与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同的是，这种外在化分心，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游牧与流浪，而是被外在的传播和交往平台强制性地拽出去的。我们之所以无法控制我们在Facebook、朋友圈、Twitter、微博、抖音上的活动，恰恰是因为我们被某种力量钉在了外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在外部钳制和制约着我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再是内在的有意识的自我。我看到某个视频，不是出于我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地受到一种智能算法的钳制，而内在的主体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钳制。对于传统的主体学说而言，这是一种病态的存在。简单来说，那个唯一的镜像的自我形象已经不是主体唯一的支撑，比如，在我们浏览Youtube或Bilibili网站时，第一次浏览是没有太多影响的，但是我们一次次地浏览在这个平台留下的足够多的痕迹，就能让平台上的算法判断我的喜欢和倾向，从而在平台的主页面上呈现出我喜欢的内容。也就是说，在我们经常驻足的平台和网络中，平台已经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就替我们做好了决定，我们不需要一个内在的主体做出太多的判断，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令我们感到无限惬意的平台环境中。无论是用来刷短视频的抖音，还是用来购物的淘宝，抑或“王者荣耀”游戏中的组队，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于是，我们在外部的电子屏幕上，看到了一种大数据时代之前不具备的景象，由于各个网络平台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已经陷入算法为我们装饰好的华丽空间中，我们已经被彻底地锚定在这个经过数字痕迹和算法精准调控的“我们”那里，这是一种超级控制，一种经过精准调节和定位的控制，我的行为甚至我的思想，都在算法的掌控之中。所以贝尔纳·斯蒂格勒才会毫不客气地指出：“算法性的病态存在就是超级控制时代的特征，它将彻底让我们迷失了方向（désorientation)。所有启蒙时代的承诺已经反转，似乎不可避免地沦为毒药。”①
第四章 注意力与分心：外一主体的存在论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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