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阅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就会发现其道德哲学的奠基，或多或少与格劳秀斯为海洋自由辩护的策略相类似，例如，康德指出：“一切道德概念都完全先天地在理性中有其位置和起源，而且无论是在最普通的人类理性中，还是在最高程度的思辨理性中，都是如此，这些概念不能从任何经验性的，因而纯属偶然的知识中抽象出来；它们的尊严正在于其起源的这种纯粹性，使它们能够充当我们的最高实践原则，任何时候，人们添加多少经验性的东西，就也使它们的真正影响和行为不受限制的价值蒙受多少损失，从纯粹理性汲取它们的概念和法则，纯粹地、不加掺杂地予以阐述，甚至规定这全部实践的或者纯粹的理性知识的范围，亦即规定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能力，这不仅当问题仅仅在于思辨的时候在理论方面具有极大的必要性，而且也具有极大的实践重要性。”①在康德提出悬置经验性道德推理的时候，其实，也试图在理性推理上建构起先验的道德原则，其中的基础，非常类似于格劳秀斯的推理，即在传统的经验性原则之外的空间是可能的，而这个外在于基督教和传统世俗传统的道德原则形成的历史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航海时代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海洋空间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依赖于蓝色大洋的空间，而是说在当时欧洲的人的心目中，那个通过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形成的空间，恰恰悬置了欧洲大陆的传统道德范式，从而让当时的欧洲思想家可以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为道德哲学设定基础，这也是先验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根源。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德]康德：《康德道德哲学文集（注释版）（上卷)，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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