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角度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一样，哈贝马斯试图从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来重塑道德秩序。哈贝马斯指出：“道德论证有助于通过双方同意的方式解决行动冲突。规范引导的交流领域中的冲突可以直接追溯到规范共识的某些破坏。恢复一个有效性要求的主体间承认，或确保主体间性可以共同承认性的有效性要求，以替代以旧的有效性要求。这种协商表达了共同的意愿。然而，如果道德论证要产生这种一致意见，个人仅仅反思他是否可以同意一个规范是不够的。甚至每个人都这样反思，然后登记投票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有关个人合作的真实’论证过程。只有达成理解的主体间过程才能产生具有反思性的协议；只有它才能让参与者知道他们已经集体相信某事。”①我们注意到，相对于康德的内在确证的道德原则，哈贝马斯加以一定的修正。一方面，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主体间的商谈伦理（discursiveethics）来处理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问题，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很快指出，这种经过主体间交流和协商的协议，不仅得到了内部的同意（agreement)，也得到了合法性的论证(justification)，而这种主体间的合法性的证成，才是从外在约束主体间行为模式的基础，也只有这种约束，才能让参与协商和交流的每一个主体的行为在协议之后，变得可以合理和可以预测，在主体间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运作过程中，道德规范不再仅仅是一种内在约束，而且成为主体间的共同约束，也形成了一种高于每一个体的集体权威，所以，哈贝马斯指出：“这种综合出现在更高层次的超越个人命令的概念中，其中表达了共同意志的主体间权威。”②
第七章 云秩序与物体间性的数字伦理奠基
①康德：《康德道德哲学文集（注释版）》(上卷)，李秋零等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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