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既不是单纯的竞争、替代，甚至消灭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无关论。这两条道路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都是从抽象和孤立的方式来看到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情况却没有如此简单，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将人工智能和人本身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因素分离开来，例如自动驾驶技术不纯粹是一种在理想的道路上直线运动或转弯掉头的问题，智能技术必须能够分析环境要素，并对各种不同的环境做出分析，而在不同地段上实现智能驾驶的智能体也有着不同的成长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第三种路径，即智能关联主义（intelligentco-relationism)，来重新思考智能算法下智能体和人类生命形式的关系问题。
一、噪音与信息：个体化的赋形与耗散
智能关联主义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个体，并让个体在传播、媒体、交换之中形成联系。那么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环境？简而言之，环境是一个场域，是让我们各种行为，尤其是交往行为成为可能的场域。譬如说，我们在社会中的交往，前提是我们生活在让我们身体存在成为可能的生态之中。但是，我们所指的环境，并不纯粹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而是信息环境，或者说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环境。在以往的生态环境中，我们用来交往的是身体和由发声器官发出的语言，这是我们建立交往关系的基础，也是我们在非中介状态下直接交往的根基。但是，我们今天的交往关系是在完全不同的形式下进行的，在地铁上，我们手机上的微信的信息跳动或许比我身边的一个陌生人更为切近，这正是因为，我的交往和传播关系实际上更依赖于我手中的智能设备，而不是我自己的身体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意大利信息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将生态学上的生态圈（biosphere）一词改造成为信息圈(infosphere)，而这个信息圈就是我们交往、我们生命形式展开的新的媒体，是数字时代的新生态学，弗洛里迪说：“信息与通信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它们正在创造新的现实，并推动着对世界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化解读。当交互界面逐渐变得不可见，此端[模拟的、碳基的（carbon-based）、线下的]和彼端「数字的、硅基的（silicon-based）、线上的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这种现象对彼端和此端的益处是一样的。改用贺拉斯的名言来说就是：被俘虏的信息圈征服了俘虏它的人。”①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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