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人工智能的解释学。正如波萨蒂指出：“人工智能是一个解释学空间。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总是解释行为的结果。当我们说一台机器是智能的，就在于这台机器可以解释它与我们的行为的关系，并在它与我们的关系的解释上给出决定策略。”①那么，人工智能的解释学并不是在孤立的人工智能的实体中发生的，它需要大量的接触和互动，需要在人与智能体之间形成一种关联。所谓的解释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并非人工智能远离人的存在而独立的发生，相反，人工智能虽然不再代表着模仿人类大脑的模型和结构，也不再按照人类设定的逻辑框架来运行，但更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独自走着与人类完全无关的路径。这是一种关联主义。
如果我们将波萨蒂的结论再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有趣的结果，即不仅解释性人工智能对人类的行为作出反应，同时，人类也对人工智能的行为作出反应。毕竟，我们并不是以身体的样态参与到数字界面或信息圈里的传播和交流，而是首先被个体化、被物化为一种数据，只有我们通过注册变成一个用户，而用户是我们个体化的数据，即变成信息（而不是噪音），才能被信息圈的系统所接受，所感知，所理解。马修·弗里斯菲德尔(Matthew Flisfeder)注意到，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TikTok等社交网站上，参与平台的各个主体并非拥有德国观念论所设定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反，在那些社交界面上，我们首先是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自我，用弗里斯菲德尔的话来说：“领英（LinkedIn）可以作为一个模型来理解人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从事的诸多活动，特别是考虑到社交媒体网红的形象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等平台上的崛起——也就是说，社交媒体的使用就是工作。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表现和展示商品化的自我’的平台。我认为，自我’是主体的异化表征，凝结在符号（或拉康的主人能指’）的形式中。”①弗里斯菲德尔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进人到被智能算法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并不是以精神或意识上的自我呈现的，而是以一种被物化或异化的自我形态出现，我在社交平台上的出场是一种由头像、文字叙述或数据构成的自我的数字绘像，这种数字绘像绝不是简单地由现实自我意识控制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地受平台算法的摆布，而是由我们在平台上接触到的各种关系构成的，当然，这些关系包括了与其他物化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与非人的智能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与后者的关系在平台上会越来越普遍。这样，我们一方面面对着受到人类激发的解释性智能体的形象，另一方面所谓的数字化或物化的“自我”也是在与其他人或智能体的交往中形成的，一旦我以物化的“自我”形象出现在社交平台上，那么我所交往的对象是真实个体还是智能体，事实上，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问题。与之相反，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平台算法之下，通过一个数字化的“自我”与其他“自我”形成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是社交平台不断突破常规，实现从有限向无限递进的突破口，在这个突破口上，我们不断形成新的关联，我们可以称之为智能关联主义。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Luca M. Possati, The- Algorithmic Unconscious: How Psychoanalysis Helps in Understanding AI,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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