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①
《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的这段话，非常近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②二者所体现出来的新历史观是一致的，我们的观念和理性从来不是什么先验的和神圣的给予物，它们不过是在具体的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中逐渐形成的。换言之，这些概念和理性，从来没有超越过现实中市民社会历史的过程，我们不是在思辨的玄学基础上，用词源学和概念分析的方式来获得通向彼岸的真理，而是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思考这些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经济范畴如何在历史中构成的，正如马克思在信中强调说：“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①当政治经济学家谈论所有权、地租、利润和财富等经济学概念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在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阶段，看到了这些抽象经济范畴的存在，但如果哪个经济学将这些经济范畴视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客观理性的体现，并致力于从中牟取财富时，他便成为了一个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而蒲鲁东离这样的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并不遥远。但关键在于，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各种理性观念和范畴的路径，即这些范畴全部都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启的产物，也不是什么先验的普遍的给定物，而是一种在具体的社会制度联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范畴。这样，在这些所谓的抽象范畴背后的社会制度，和这些概念一样，都不是什么永恒和普遍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它受着历史规律的支配，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诞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所有权、使用价值、地租等等，也是在历史中构成的，它们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的消亡而逐步湮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构成，以区别于庸俗政治经济学和蒲鲁东式的神话构成，一旦我们摆脱了人为制造出来的神秘和启示，我们就只能看到现实社会制度联结在历史中的构成，这也是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途径。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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