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并不能将外一主体的诞生视为新的末世论的降临，认为我们都会如同僵尸一般，被庞大的数字算法所操纵，这种反乌托邦式的遐想实际上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便我们的意识行为和欲望向外延伸，并被大数据公司和平台所攫取和分析，并用一种精准的数字绘像来制约我们，但与此同时，自我并没有彻底消失。我们应该看到数字技术就是德里达和斯蒂格勒谈到的药物学（pharmacology)，因为任何技术的发展，既能“吞噬我们的健康，也是让我们保持良好状态的精神工具”①。这是因为当大数据公司和平台资本攫取数据，生成关于我们的数字绘像，它们并没有使用我们行为活动生成的全部数据，它们通过分析，对我们的数据进行筛选，判断哪些数据对它们榨取利润和控制我们的行为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所谓的数字绘像实际上是在部分具有价值的数据基础上形成，这样形成的数字绘像仍然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外在自我，它符合资本控制的商业逻辑，从而可以在连贯的数字交换中发挥作用，即控制拥有消费能力的主体做出资本所期望的行为。但是，这里会衍生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亦即在我们行为生产出来的数据中，存在着大量被数据公司和平台资本所抛弃的数据，这些被抛弃的数据，也是我们的意识或欲望生产出来的，也构成为对应的外一主体。但是，由于这些数据不利于资本牟取利润，它们被抛弃了。相对于可以用来做精准数字绘像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剩余数据(surplus data)。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2013,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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