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果说由数字平台资本形成的、让我们受其控制的数字绘像是一颗毒药，那么这颗毒药的解药恰恰就是剩余数据，与被数字资本所占有的数据一样，剩余数据也构成了我们外一主体，这些外一主体也是我们意识或欲望的流溢生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成为我的行为。那么，为了避免数字异化，避免数字资本主义对我们的控制，避免沦为数字平台下的僵尸，我们就需要掌控被资本所抛弃的剩余数据，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离散的数据形成完整的数字生态学。
这是外一主体诞生的时代，外一主体意味着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不再纯粹指向内部，指向一个统一而理性化的内在主体，而是由于力比多和欲望的逃逸，通过数字网络流溢到外部，形成新的数字痕迹，这些数字痕迹并不会像那个位于暗箱中的观察者一样，拥有高度统一的意识结构，从而压抑了无意识和力比多的流动。相反，外一主体同时可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方面，是被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的算法控制的数字绘像，这种数字绘像依附于数字资本生产循环的运转，从而让使用平台的用户变成了它们的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作为剩余数据的外一主体的存在，这种剩余数据进行了双重逃逸，既逃逸了内在主体的束缚，也逃逸了数字资本的控制，成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思考主体解放的途径。于是，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外一主体的诞生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它既可以让我们依附于无形的数字网络，失去内在的灵魂，也可以让我们在离散的剩余数据中发现异质性的我，一个流溢的我，在这个不断流溢成为剩余数据的我面前，启蒙以来的内在主体和数字平台生成的数字身份都会土崩瓦解。这是一种真正的逃逸，我们需要在作为剩余数据的外一主体中，重新发现主体的新形态，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主体形态。或许可以用福柯的名言来作为结尾：“主体必须达到的目的不是用有知取代无知。个人必须达到的目的就是他一生中从没有认识到的主体的地位。”①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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