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城监狱实行的是绝对隔离。按照人们的设想，使犯人获得新生的不是某种习惯法的运用，而是个人与自己良心的关系。(7]“犯人被单独关在囚室里，他被交给了自己。在一片沉寂之中，他情欲俱灭而沉浸于自己的良心。他扪心自问，感受到作为个人的绝不会彻底泯灭的天良在觉醒”（《经济学家杂志》，Ⅱ，1842)。因此，对于犯人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对法律的尊重或对惩罚的恐惧，还有良心本身。这是一种深刻的征服，而不是一种表而的驯服；这是一种“道德”的转变，而不是态度的转变。在宾夕法尼亚监狱里，唯一的教养改造机制是良心和它所面对的沉默的建筑。在樱桃山(CherryHill)监狱，“高墙就是对犯罪的惩罚。单人囚室使犯人与自己对质。他被迫倾听自己的良心说话。”因此，在那里劳动更具有慰藉性质而不是义务。巡视员不必使用强力—这是由事物的物质性决定的因而他们的权威也会被承认：“在每次巡视时，这张可信赖的嘴里就会吐出一些慈的盲语，使犯人口衷地产生感激、希望和慰藉。犯人爱戴看守，这是因为看守是耐心的和迫情达理的。高墙是可怕的，但人是好的”(Blouct)。在这种均闭的囚室里，在这种人间坟墓巾，复活新生的迷思（myth)很容易产生。在黑夜和沉寂之后，就将是新的生活。奥本是还原为基本要系的社会、樱桃山则是死而复生之地。天主教很快就把公谊会的这种技术吸收进自己的话语中。“我看你的囚室尤异于个可怕的坟墓。不是蛆虫，而是悔恨与绝望在呐蚀你，把你提前打入地狱。然而，……它对于-一个渎神的犯人是—个坟基，个可憎的埋骨瓮，但对于个真诚的基督徒犯人则是幸福永生的摇篮。”[8]
第四部分·第一章 彻底而严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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