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们可以从合法拘留的角度，谈论监禁方面的暴行，即从“司法”角度谈论“监狱”事务。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暴行从监狱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于实际活动和设计方案中。它不是后来出现的一种副作用。这种重大的监狱机制是与监狱的运作本身密切相联的。这种自治的标记明显地表现在看守们所不断采取的“无益”的暴行中或拥有一个封闭团体的全部特权的管理部门的专制统治中。其根源则恰恰在于，事实上监狱被要求成为“有益”的，剥夺自由——法律对想像财产的征用—从一开始就必须起一种积极的技术作用，即对人进行改造。而为了进行这种运作，“监狱”机构诉诸三种重大模式，实行个人隔离和建立等级关系的政治一道德模式，把力量用于强制工作的经济模式，进行医治和使人正常化（规范化）的技术一医学模式。这就是单人囚室、工厂和医院。监狱中拘押之外的领域实际上是由规训技术填
第四部分·第一章 彻底而严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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