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种非法行为在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内受到资产阶级的厌恶时,在商业和工业所有权的范围内也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港口的发展,大货栈的出现,大工的形成(企业主拥有大量的原料、工具和产品,很难加以监督)也必然导致对非法活动进行严厉的镇压。由于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人商品和机器,这就要求全面地并凭借暴力来杜绝非法活动。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地方,这种现象表现得卜分明显。考尔克洪(Colzuhoun)试图用数字来证明遏止H益增多的非法活动的迫切性:根据企业主和保险公司的估计,从关洲进口和储存于泰晤士河沿岸货栈的商品被盗价值上升到每年平均25万英镑;总的来看,仅在伦敦港每年被盗商品大约值工十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在港口外的仓库货栈);此外,伦敦商业区每年被盗物品价值为70万英镑考尔克洪说。在这种持续的偷窃中,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职员、监工、二头和1人共同参与,而且常常是积极地参。“只要有一大群丁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其中必有-批坏家伙”第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非法交易组织,这种非法交易从工厂或码头开始,到收货人再到小贩、收货人中既有专营某种商品的批发大户,也有杂货收购商。在后者的货架上“乱七八糟地陈列着废铁、烂布和旧衣,但在商店背后则藏着贵重军械,铜栓铜钉,铸铁和贵金属,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货物,家具以及各种从工人手中收购的物品。”那些小商贩再把赃物运销到乡村(Colgukoun,1797;在第7、8、9章中,他细致地描述了这个
第二部分·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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