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权力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是从他们反俄狄浦斯的思路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哲学和美学方法。
反俄狄浦斯可释读为一种(反)精神分析的系谱学。首先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精神分析层面。卡夫卡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传记批评家历来颇为关注卡夫卡生平和创作中父与子的冲突和母题。例如索克尔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可称之为由隐喻伪装起来的精神自传。”①他指出，卡夫卡笔下的父与子的冲突是一个重大的主题：人完全屈服于以父亲为标志的某种存在或强力的权威统治之下，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仔细研究卡夫卡全部作品中所有权威代表(无论其多么一般化和抽象化)的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从《判决》和《变形记》里父亲的特征派生出来的。”②
卡夫卡笔下父亲的形象和父与子冲突的主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弗洛伊德从古希腊悲剧中抽绎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因此，从精神分析维度研究卡夫卡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课题。卡夫卡和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许多关联点：两人都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现在属于捷克(卡夫卡在布拉格，弗洛伊德在弗赖堡)的犹太人家庭；两人都有温柔的母亲和冷漠粗暴的父亲。据称卡夫卡曾经详细读过并熟悉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具有比较特殊的生活体验，而“卡夫卡1919年的《给父亲的信》是弗洛伊德分析父子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著名例证……父亲似乎成为他想象中的敌人”，卡夫卡“惧怕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因此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常病态就是父权社会的病态反映”。③因此，卡夫卡文学世界里的父亲形象是弗洛伊德学说中“超我”概念的绝佳注脚。
其次是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视阈。弗洛伊德的“父亲”角色基本上属于个体无意识范畴和家庭关系范畴，其重点在于生物意义上的阳物(penis)而不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菲勒斯(phallus)。拉康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语言与符号学维度重读了弗洛伊德，把个体无意识领域拓展到文化无意识领域。拉康的“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而成的”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的名言，揭示了“父亲”作为文化规则和社会法律的性质。“父亲”成为“父亲之名”，“阳物”崇拜成为“菲勒斯”象征。在拉康关于主体心理发展的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中，镜像阶段(婴儿0～18个月，亦称前语言阶段或前俄狄浦斯阶段)是以婴儿与母亲二元对立的符号结构为特征的。而俄狄浦斯阶段源于“第三者”父亲的出现。拉康阅读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两兄弟弑父夺母、争斗无休、重订社会契约以和平相处的故事，论证了虽然“父亲”肉身被杀但精神统治却并不消亡的理论，重新阐释了“杀不死的父亲”作为文化规则、菲勒斯象征和法律的意义。“拉康的父亲’只是父名’，它是语法规则。”①西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汲取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思想，创建了他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观念。超我、“父亲”、菲勒斯和意识形态等作为先在性的文化和政治结构，消弭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关于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的观念。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就有一个“父亲”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之网在等待着他，决定了他在世界中的存在和思想行为方式。拉康“鲍罗密欧结”ISR中的象征界对西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①②叶廷芳：《论卡夫卡》，6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③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32\~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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