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卡夫卡的父子冲突主题和家庭三角不是俄狄浦斯幻象问题，而是政治事项。卡夫卡笔下父亲的形象包含着犹太人所有的尴尬的文化历史处境和存在的暖昧状态—父亲离开捷克乡村进入德国城镇，进入了解辖域化过程。但是他从未在家庭里、在事业中、在他所屈从的系统和他的权威系统中停止再辖域化的努力。法官、专员、官员等并能不取代父亲，相反，父亲是所有这些力量的压缩，他屈从于它，也试图让儿子屈从于它。使卡夫卡直接感受到痛苦压抑或快乐逃逸的不是父亲，或超我，或某种能指，而是美国技术统治机器，或俄国官僚制度，或法西斯主义机制。
马克思和西方精神分析理论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一些特征，并且有一些交迭点，如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和现代病态心理学的“恋物癖”都可以用英文“fetishism”①一词表示，等等。但是，马克思忽视了欲望的维度而弗洛伊德主义则将欲望纳入核心家庭，忽视了社会力量或阶级斗争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们以分裂分析揭示了欲望的无意识的渗透要比国家体制更为强大。欲望并不为权力所束缚，它们不断地运动，总是寻求逃逸线或出路(Ausweg是卡夫卡作品中的关键词)，总是拒绝权力机器的最终具象化。它们扭转资本主义偏执狂式的表达式，而呈现出分裂症式的生成、流变：卡夫卡的逃逸线是文学创作，他描写人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人在他的笔下变成大甲虫、变成猿猴、变成鼹鼠，可以变成任何东西，但却不是变成官僚、警察或法官等权力机器。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充满着从俄狄浦斯权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写，这是对宏大的权力机器进行拆解：无论是技术机器(《美国》)，还是法律机器(《审判》)，或是官僚机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对象。例如法律机器由厅室、法官、书籍、色情式的法律构成，欲望居于法律之内。洗衣妇在法庭的门道内与大学生做爱；一个女人把K从辩护律师房内引诱出来——这个女人部分是姐妹，部分是女仆，部分是妓女，处于反婚姻、反家庭、反俄狄浦斯的位置。俄狄浦斯核心家庭三角形(爹地一妈咪一孩子)之外，有一系列社会的、司法的、人际的、文化的三角形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增殖。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可视为对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的解辖域化的大胆尝试。他们拒绝相信欲望从一开始就是被禁锢的，他们力图将文本阅读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政治行为，发现其中的省略、断裂、[牾之处，但是又不是止于解构分析，而是加以重新装配。他们比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更进一步，将患者视为一种无器官身体(即本质上未经分析者编码的身体)而不是亟待辩读的文本。欲望变成了一种逃逸线，一种解辖域化运动。卡夫卡的文本因之变成了一种异于文学传统批评的新形式。①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的分裂分析范本。
①“恋物”一词于18世纪用于研究“原始宗教”客体崇拜的语境中流布开来。马克思在19世纪借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事物之间的幻象形式。Krafft一Ebing于19世纪末首次用Fetishism一词来描述性行为(性倒错)，由此弗洛伊德和后来的大多数作家都采用这种意义。参见 D.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63, New York:Routledge, 1997.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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