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则认为，传统对卡夫卡的阅读将卡夫卡视为俄狄浦斯化症候的例子，误导读者，使卡夫卡晦涩难解，使人们认为卡夫卡对人类黯淡前景和荒诞存在作了阴郁的描述。但实际上，卡夫卡是一个快乐者，一个有着生之欢乐(ajoie de vivre)的作家(从《审判》的开端起，一切都指向笑)，一个激进政治的倡导者，他坚决抵制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文学领域僵化的等级制。卡夫卡《变形记》中俄狄浦斯模式的喜剧性扩展，出色地表现了家庭三角与官僚三角的交织和孤儿般的生成动物者格里高尔的逃逸路线，他变成大甲虫是一种解辖域化。情节是在官僚三角和家庭三角所构成的块茎式的联系和在逃逸线的嬗变中展开的。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中从对卡夫卡的传统阅(误)读中拈出论题。他们认为少数族文学中任何个体皆是集体存在(collectivebeing)，卡夫卡并非孤独的、受折磨的艺术家，而是一个集体的、政治的作家。卡夫卡有意识地把他父亲的俄狄浦斯化形象夸大到宇宙般的范围，因此，传统的精神分析将卡夫卡的生平与作品相关联的释读并不能令人满意。父亲只不过是20世纪曾经统治社会的巨大的官僚机器、军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已。父亲形象浓缩了法官、专员、官僚等形象。卡夫卡的作品为反抒情主义和反审美原则所驱动。卡夫卡是用德语创作的布拉格犹太人，是少数族文学的代表，不是背负地球的神话力士阿特拉斯的后代。少数族文学不是一种审美选择，而是对少数族作家存在境况的窘迫性的一种反应。
德勒兹和加塔利是第一次强调卡夫卡著作中欲望力量的人。他们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进行了激进的批判性综合与扬弃，以图理解卡夫卡的意义。他们将法律与欲望相联系，因为法律起源于对欲望的制约。他们的分析最终把卡夫卡的著作视为一种生产效果的机器，一种表达机器或文学机器。他们认为卡夫卡小说是一种集体声音的装配，《城堡》和《审判》具有像机器装配一样的功能(卡夫卡把生活中围绕他的官僚主义碎片组装成为一部奇特的、预言的机器，如《城堡》)。这种装配的目的不是阐释超验的法律机器，而是启动抽象的欲望机器。因为卡夫卡眼中的法律公正只是欲望的产物，活跃在每个人内心世界里的是欲望而不是法律。
马克思主义尽管敏感于被压迫的少数族问题，但是也忽略了欲望的革命性维度。用阿尔都塞的理论来说，存在着一个“召唤体系”：在“伟大文学”停工时，少数族文学才充分发挥作用。故此，少数族文学是反俄狄浦斯的理想文本，是分裂分析的例证。少数族文学是“精神分裂”文学，具有逃逸线和亚原子式的性质，可以对文学的“强度”加以自我解构。德勒兹将卡夫卡从主流文学剥离开来，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质自然地与边缘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和主流文化价值的霸权问题结合了起来。这正是一种理论观念上对既定的辖域化世界进行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努力。
第三编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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