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意义上,卡夫卡小说是弱势的、少数族的声音的“集体”装配,具有明显的预言性,预告了未来“恶魔式”的力量: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的来临。①德勒兹认为卡夫卡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它能让我们得以描绘我们与世界、身体、欲望以及生与死的结构的真实的联系状况。《审判》中,权力不是金字塔,而是线性与片段,且每一片段皆是权力,皆是机器。事件总是在隔壁房间发生的毗邻性(contiguity)取代了法律的等级制,这种延误是完美的、积极的,它拆解机器,不断装配,永远由此到彼地嬗变着。
德勒兹和加塔利开拓了文学研究新空间。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美学视阈中,卡夫卡是文学“新大陆”—少数族文学的新大陆的创造者。通过解读卡夫卡,德勒兹犹如在等级制的、正典化的文本和理论中发现一颗定时炸弹。可以说卡夫卡引入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方式。卡夫卡的多形态著作抵抗僵化的精神分析,卡夫卡文学并非“影响的焦虑”,而是创造了新领域。德勒兹的少数族文学概念不仅仅是对文学进行简单的再辖域化的价值重估,而且使文学在文类上的等级制秩序的整体中心结构完全改观。文学不再源于普遍的人类(性),而是始于具体的男男女女或不同群体的相互生成。
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征—语言文化的解辖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体价值—都突出地体现在卡夫卡身上。他身为犹太人,在布拉格写作,用主要语言德语来实现他作为陌生人的快乐的“逃逸线之旅”。在主流语言与文化框架内运作的所有批评话语和此前存在的范畴与文类在卡夫卡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卡夫卡的创作属于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的文学,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可以用这种模式来重新审视和理解所有的批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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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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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p. 6,125,136\~137, London: Pluto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