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政治层面：强调马佐赫小说的少数族文学的性质—马佐赫具有斯拉夫、西班牙和波希米亚家世，其作品反映的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民族性和少数族性的问题。因此，他的文本属于少数族文本，与数年后德勒兹和加塔利论卡夫卡的情况类似。少数族性提供了马佐赫文学故事的渊源和民俗故事的内核，构成了他大部分作品的基础。马佐赫以其特有的风格把语言与叙事加以性别化，把政治问题色情化①，体现了解构主流文学和重构少数族文学的题旨。少数族文学的概念对多语言、多民族、多种文化语境共存的国家或地区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②就萨德与马佐赫而言，文学的功能不是描绘世界，而是关于暴力与纵欲的对位的界定。萨德持颠倒之镜，观照从时间之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自然与历史，其人物重建了世界，重写了心灵史。马佐赫类似萨德：持颠倒之镜观照所有的历史——从历史的开端到1848年奥匈帝国革命-——极力勾勒出一部“爱的残酷历史”。马佐赫的小说是少数族文学的典型例证之一。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少数族是其故事与习俗的不竭之源泉，加利西亚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普鲁士人的故事构成了他小说的主要部分。马佐赫在《该隐的遗产》的总题下，构想了一个普遍性的庞大创作计划：以爱情、财产、金钱、政治、战争和死亡六大主题构成的系列故事反映人性的自然历史。将这六种力量各自复归于其残酷的物质直接性。在该隐的符号下，马佐赫表达了他对爱情与政治的看法：该隐是人类第一个谋杀者，应当把元帅、将军和外交家投入监狱，与谋杀者一道正法。马佐赫喜欢想象斯拉夫人有一个美丽的女独裁者，一个可怕的女沙皇，以保证1948年革命的胜利，强化泛斯拉夫运动。
(5)哲学思维层面：区分辩证互补关系与褶子展开关系—德勒兹认为，由萨德与马佐赫分别代表的施虐癖与受虐癖，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性质同一、取向相反的一种变态心理病症，它们之间的关系，亦非辩证互补关系，而是褶子关系。它们之间自成体系，分属两个内涵丰富的褶子世界。褶子之中或褶子之间又有褶子。褶子的不断展开意味着新的范畴和新的思维方式的富有生命力的诞生或生成(becoming)。褶子思维即是差异思维。探讨施虐癖与受虐癖之间的差异性远比强调其同质性更有意义，因此应当对这一题旨的传统或正典看法加以解辖域化、解符码化。德勒兹在《受虐癖·序》中指出：鉴于临床医学上通常把受虐癖视为施虐癖的补充形式，马佐赫的命运与萨德颇为不同，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他的名字成为“受虐癖”的词源和描述性变态的通用语之后，他的作品却被忽视了。萨德则幸运得多，无论是临床医学还是文学研究，都对施虐癖及萨德的作品相当重视，医学与文学互相促进，产生了丰富的成果。而即使是关于受虐癖的最好的论述，也令人惊讶地发现忽视了马佐赫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萨德和马佐赫两人皆有重要的东西教给我们：一是施虐癖，一是受虐癖。德勒兹质疑SM的概念，认为施虐一受虐相结合的主题和二元论概念对马佐赫损害极大，导致人们假设受虐癖是施虐癖的补充，导致出现将两者视为辩证统一体的弊端。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马佐赫，就会发现他的世界与萨德毫无关系，他们的技巧、问题和关注皆迥然不同。①SM是两个不同的褶子世界。在哲学渊源上，萨德与斯宾诺莎有惊人的契合性，充满着数理精神的自然性与机械性，他的作品聚焦于具有理性色彩的暴力行为；马佐赫则具有柏拉图哲学的特质，具有辩证的想象力，喜欢受虐的男主人公往往致力说服和培育女主人公对他进行施虐。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建构一种由欲望所驱动的内在世界的平台，其理想被悬搁，快乐被延异。
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 134,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② 参见本编中关于卡夫卡一章。
第三编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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