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艺美学中具有重大意义身份(身体)/认同、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the becoming-woman)论和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s)概念也有重大影响。它们构成了复杂多变的褶子关系。德勒兹的“褶子”论与其著名的“生成”论美学和“无器官身体”、“少数族文学”等概念精神相通，通过它们，可以把差异、他者、多元、流变的话语与社会性别、生物性别、种族、阶级问题联系起来。德勒兹和加塔利“热衷于倡导与主流形式及标准相悖立的少数族’实践。白肤色的西方男性成人建构了多数族性，并以此衡量和规范非白种人、非西方人、女性和儿童”，而抵抗主流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符码的权力与宰制则“必须通过生成他者(a becoming-other)而加以推进。这是在预设好的男/女、白人/非白人、成人/儿童、人类/非人类的范畴或分类之间开拓通道。这种通道建构着生成女性’、‘生成黑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从而解构了社会符码的二元对立，使思想和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创造成为可能。……这些生成’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少数族政治文化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①。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在阐发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主体”概念时认为，个体的身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个体通过不同的行为和干涉关系可形成多元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种观念关涉的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与其他个体和其他政治差异的事件的相关联系所导致的结果。伊丽莎白·格罗茨(Elizabeth Grosz)认为，德勒兹的著作提供了超越男性一女性二元对立的一种重新思考的方式。②例如，在褶子论和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论就是强调从单一的性(a sex)走向千万个小小的性(a thousand tiny sexes),其游牧主体的概念就是对以二元对立和等级制为特征的辖域化的性别、主体、身份等传统关键概念进行解辖域化。他们认为，个体的身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个体通过不同的语境、行为和链接关系形成多元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种关联性不是静态的存在问题，而是动态的生成问题。③如前所述，德勒兹的思想对当今电子传媒时代的赛博空间的理论诠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千高原》被视为赛博空间哲学的“圣经”，他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启迪人们反思“数字美学”新的特征：身份、性别、个体、主体、阶级、种族、空间、文化等等都可以视为文化数字化时代新巴洛克美学的千姿百态的褶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家哈拉维的著名论文《赛博人宣言》(1985)在关于高科技与性别政治的争论方面影响深远，在此可以从赛博文化方面有力地支持德勒兹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的思考。所谓赛博人(cyborg)是机器与有机体的糅合，既无生命，又有生命。哈拉维把赛博人的象征性与现实性作为拂掉西方哲学传统二元本体论的途径，以此消弭男性/女性、白人/黑人、主体/客体、生物/机器，以及异性/同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她认为女性主义者传统上会在这些二元对立项中力求呵护劣势者，因此反而被迫强化了现存体制。文化批评家马克·德里(Mark Dery)认为“赛博文化从本质上挑战这些二元论”，促使“西方世界观的概念基石……充满了裂隙”。①由此可见，在后现代文艺美学和当代性的语境中，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主体问题上，德勒兹与加塔利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可以为女性主义文论、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提供新的开放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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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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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92\~94, London:Routledge,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