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概念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文学批评而言，通常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认为文学具有掩饰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功能。例如，女性阅读浪漫小说，然后认同于小说中所描绘的理想婚姻，从而自动地、心甘情愿地充当父权制游戏中一颗被动的小卒子。意识形态因此是解释经济的或婚姻的压迫如何为形象所掩盖的一种途径。意识形态分析认定有被掩盖的真正的利益：女性内心深处是真心追求自由解放的，但是却被意识形态欺骗了。故而意识形态还假定了亟待从文化幻象中解放出来或进行意识形态解魅的个体。显然，意识形态理论对权力和想象坚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或被动的观念：权力压制和扭曲了一个本来“真实”的世界，想象力因而是一种致幻或造魅的力量。
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微观政治学或“分裂分析”作为从个性塑造共性的一种艺术。克莱·科尔布鲁克以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来阐发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同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微观政治学”女性观念：我们从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她关于身材、肤色、姿态、言谈和身体各部分的律动的描绘，如何塑造出了腰身细小、娇柔可人的“女性”。这不是通过意识形态模型而错误表达(misrepresented)出来的女性形象。按照德勒兹美学思想，“女性”是社会编码效应的一种装配，而文学则是所有这些情感效应和强度的最佳表达·方式。这使文学对女性个体的描绘成为普遍女性身份的形象，于是个性开始生成非个性和政治性。奥斯丁的女性以“白皙”为“美丽”，因而在不同种族的身体肤色问题上已然具有政治意蕴。黛安娜王妃(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为女性形象的范本，但这不是一种女性原型的塑造，而是政治情感效应的装配的结果：黛安娜是由白皙、娇美、修养良好、宅心仁慈等特征所塑形的。在“男人”、“女人”个体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效应的符码存在了。“父亲”大多是银行家、警察、税务官、政治家之类的形象，而“母亲”则往往与演员、秘书、中小学教师、办公室白领等形象相联系。人们所构想的人性—女性与男性的一般形式，是由政治强度所塑造的。“这意味着与意识形态相反，欲望不是被政治所压制的，而是被政治编码的。欲望是男性与女性身体的联系，当欲望被编码成为神圣的资产阶级婚姻时，它就生成一种利益。……政治塑形或社会机器’从欲望中生产利益。”“意识形态理论在认识论层面运作，假设我们为权力所欺骗或误导；剥掉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形象，我们才会成为自已。德勒兹拒斥在权力和形象塑造之外设定某种存在。欲望本身就是权力，是一种生成和生产形象的权力。……权力并不压制我们，权力生产我们。”①
第四编德勒兹与当代性：思想影响与未来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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