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充满着复制、拟真与类像的数字文化传播时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文化传媒的革命导致信息内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电子网络空间正在大规模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加以殖民化。赛博人(cyborgs，人机一体者)挑战传统文艺美学的主体、性别、身份等重要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辖域。虚拟现实完全可能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更为迷人、更加纷繁复杂。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维尔曾经在《1984年》中突出地讨论了视觉权力的问题。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最负盛名的作品，这部小说对极权主义领袖的“老大哥”形象和控制社会的“电幕”功能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电幕作为电子监视器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用于工厂、企业、医院和监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福柯进一步拓展了奥维尔的论旨，他将边沁的全景观念(Bentham's idea of Panopticon)与之相互联系。在福柯的全景监狱的概念里，囚犯呆在分隔的牢房内，无时无刻都处在隐藏于中心塔楼内的狱警的监视下，“能够看见他人而不被人看见”的视觉权力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艾柯认为，奥维尔的讽刺不仅针对纳粹和苏联，更重要的是，它还针对资产阶级大众文化本身。①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和电子媒介时代，权力的逻辑已经与英雄崇拜时代不同，不再是一个人的逻辑。视觉权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础，大众传媒中的新宠电视和互联网已经取代“老大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马丁·艾斯林在《电视与电幕》②一文中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在奥维尔这部杰作中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在《1984年》中，奥维尔出色地描写了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通过大众传媒操纵和控制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恐怖场景。从奥维尔时代到现在，人类社会的划分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即社会分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在专制独裁时代操纵者是老大哥，在大众传媒时代的非极权社会操纵者是电视。就眼见未必为实这一点而言，融声音与动画于一体的电视要远远强于诉诸听觉的电台和以文字为媒介的报纸。电视广告有如“新话”，麻痹大众，给大众洗脑，误导大众(商品消费、明星崇拜等)。不仅虚构性质的文艺作品和栏目如此，而且新闻、体育运动节目、谈话节目、娱乐休闲节目和政治论争也如此。新闻事件被从独特的角度拍摄并重新剪辑安排，以获得最大的戏剧效果。艾斯林举了一个例子：一场政治游行可以延续数小时，其中只有30秒钟的暴力。而电视播出时只有这30秒钟未必是出于阴险的政治目的，而仅仅是因为这30秒钟构成了这一事件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展示了事件最有魅力的一面。确切而言，因为电视是一种图像媒介，它倾向于让受众毫无疑问地把它作为客观真实来加以接受。而电影更是拟真和制造幻象的高手，例如好莱坞梦工厂通过高度技术化的加工、剪辑、摄制，制造出现实世界的一幅幅拟真的图画。赫胥黎曾经在《奇妙的新世界》中想象有一种化学药品“soma”使一代人变得冷漠。奥维尔在距赫胥黎约20年后极为类似地看到了由大众传媒所致的这种冷漠。从传媒的政治维度，他看到收音机、电视对下一代的负面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对知识与文化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以及对实现人性目标的巨大促进作用。①套用艾斯林的话来说，奥维尔关于技术政治与大众传媒的令人惊骇的警告在今天要比在1948年或1984年更值得人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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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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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8, London:Routledge,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