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反俄狄浦斯的当代语境:五月风暴与奥斯维辛
首先，应当在奥斯维辛之后与五月风暴以来的欧洲当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把《反俄狄浦斯》部分地理解为是对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反思。这场运动显而易见地激发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思考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关联性的灵感。《反俄狄浦斯》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其寻绎的那种反中心、小范围、即兴的微观政治学斗争，当年春天在巴黎不断发生，并且蔓延到整个法国，影响整个欧洲。
精神分裂症的生命体按照自身的规则或符码行事，逃逸出主流社会文化符码的桎梏，是与社会格格不人的局外人。在欧洲社会文化语境中，德勒兹及加塔利具有流变、规避、滑动、离心特质的分裂分析概念因此与罗兰·巴特、德里达、萨特、利奥塔、福柯等人形成思想共鸣。巴特曾经在1977年的就职演讲中描绘了人的定位不断滑动变化的图景；德里达的“异延”论宛如思想柔道，暗中破坏了静态的主体定位；萨特把个体视为偶然、意外、本质上无法理解的存在，表达了异化的文学主题和现代主义的恶心情绪；利奥塔倾情赞赏崇高，以之与理性主义的认知范式相抗衡；福柯则关注疯子、麻风病人、囚徒等遭到理性文明史、正典文化、主流社会及主流意识形态遗弃的边缘人，并且借此挖掘社会文化的本质。“由此可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症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绝对的社会局外人的形象，其异化的心灵不仅抗拒典型文明社会，而且也抵抗在理解人类心理方面最强大的理论之一，即精神分析。”①
德勒兹在访谈录中坦承他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概念是五月风暴的一个产物。五月风暴激发了他们对欲望与权力(或法西斯主义)关系的思考，对精神分析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他们的话语“既是政治的，也是精神病学的，而前者不能简化为后者，后者也不能简化成前者”。他们在共同研究和合撰《反俄狄浦斯》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他们惊讶地发现：仅仅是从所选读的一些文本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荒谬绝伦，这就更加使我们坚信俄狄浦斯的谬误和精神分析学的可悲”。德勒兹认为，精神分析本身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从一开始就没走好。弗洛伊德发现了作为利比多的欲望、生成的欲望，而同时他又不断地使利比多在家庭的表现(俄狄浦斯模式)一再异化。这种“精神分析的唯心主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欲望生产被简化成为一套称作无意识的表现的系统，无意识工厂简化为一种戏剧舞台，简化为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简单的表现价值代替了无意识真正的生产力，“利比多的社会蕴涵被简化为家庭蕴涵；欲望被叠合在家庭的坐标上，叠合在俄狄浦斯上”，欲望机器被简化为制造幻觉，制造戏剧效果的机器，所有的欲望生产都被粉碎。精神分析家们“以俄狄浦斯的名义所说出的蠢话，首先是关于儿童的蠢话，都是一派胡言乱语”。因此有必要反俄狄浦斯，建构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将生产引入欲望之中，并且反过来将欲望引入生产之中”。“精神分析学家将精神病理解为妄想狂’之线，这条线通向俄狄浦斯、阉割这类插入无意识之中的抑制器具。但是谵妄的精神分裂症的实质，这条画出非家庭图像的精神分裂症’之线，则完全被漏掉了。”因此，必须以“战斗的、经济利比多的、政治利比多的”精神分裂分析取代荒唐狭隘的精神分析。①作为无意识表征的谵妄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父亲”无关，甚至与拉康式的“父亲之名”也无关，而是与历史之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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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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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2,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