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组合。用戈尔顿简洁而难忘的话来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沉思他们的死亡并奇怪为什么恰恰是我，我没有做任何该死的事情呀？’可能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权力已经全部集中到某个人手中，而这个人又恰巧仇恨他们的‘种族””。那个人的仇恨和集中的权力不是一定会相遇的[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令人满意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反犹主义对极权主义政权来说在功能上是必然不可少的；或者，反之亦然，以现代种族主义形式出现的反犹主义为什么会必然导致这样一个政权的诞生。举例来说，克劳斯·冯·贝米最近在研究中发现，西班牙长枪党党员对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Antonio Primo de Rivera)所有著作里没有任何反犹主义话语而感到格外骄傲，然而即使一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比如佛朗哥的姐夫苏内尔(SerranoSuner)却宣称在通常意义上种族主义对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来说意味着异端邪说。法国新法西斯主义者巴德克(MauriceBardech)认为迫害犹太人是希特勒最大的错误并且是在法西斯合约之外的]，但它们确实相遇了。并且它们还有可能再次相遇。
《艾希曼档案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Le dossier Eichmann et la solutionfinde de la question juive),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1960, pp.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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