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了官方报告以及立场中立的重要原始资料之后，戈尔顿证实了“普通德国人”广泛并不断增长地同意将犹太人排除出权力、财富和有影响的位置。犹太人逐渐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要么受到了赞同，要么就被有意地忽略了。总之，公众不愿意亲自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是与公众赞同或至少不干涉国家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大多数德国人不是疯狂的或偏执狂式’的反犹主义者，那么，这些人就是‘温和的’、‘隐藏的’或被动的反犹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已经变成了超越人类感情的一个‘非人化的’、抽象的和外来的实体，而犹太人问题’则是爱国政策应予以解决的一个合理问题。”
这些考察再次证明了，在反犹主义的灭绝形式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的操作上而非思想上的其他联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灭绝的观念—它与传统的异类恐惧症并不连贯，并因为这个原因而主要有赖于两个无法撼移的现代现象，即种族主义理论和医学治疗综合征——成为了其中的第一个联系。而现代观念也需要合适的现代实施方式。它在现代官僚体系中找到了这样的方式。
对种族主义世界观所关注问题的惟一恰当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彻底的空间分离或肉体消灭，实现对病原性和传染性种族——指疾病和污染的根源——完全和毫不妥协的隔离。就其本性而言，这是一项令人畏缩的任务，如果不结合其他一些条件，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这些条件包括：大量的资源、它们的动员和计划分配的方法、将整个任务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门的职责的技能、协调他们行动的技能。简而言之，没有现代官僚体系，这个任务是不可想像的。为了实现有效性，现代灭绝性反犹主义就必须与现代官僚制度相联姻。德国的情况即是如此。海德里希在其著名的万德西(Wandsee)新闻发布会中，谈到了元首对国家中央安全厅(BSHA)犹太人政策的“赞同”和“认可”。面对这个想法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所决定的目标(希特勒自己情愿把它说成是“预言”而不是目标或任务)，名为国家安全总局(Reichsicherheithauptamt)的官僚体系开始设计合适的实践性解决方案。它完全遵循官僚体系的行动方式：计算花费并把花费与现有资源相比较，然后尽量确定最佳组合方案。海德里希则强调积累实践经验的必要性，强调过程的渐进性以及每一步所具有的临时性特征，因为每一步都会受到至今仍然有限制的实践技能的限制；国家中央安全厅就是要积极地追寻最佳解决方案。元首表达了他对最后一个患病种族被清除之后世界情景的浪漫想像。余下的就是一点儿也不浪漫、沉着理性的官僚主义程序问题。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③参看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p.171。
③布朗宁，《决定命运的几个月》(Christopher R. Browning，Fateful Months)，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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