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与个人癖好相联系，更不与产生焦虑的未决问题和敏感的不确定性等相联系。研究奥地利“无犹太人的反犹主义”现象的贝恩德·马丁构造了文化反犹主义一词来解释一个相对新颖的现象：在公众意识里，某些(通常是病态的或者要么是不吸引人或可耻的)人类特征或行为模式已经被定义为是犹太人的了。在缺乏对这种关联实践检验的情况下，负面的文化定义和对该定义所指向的特征的憎恨会彼此互相维持和增强。
但是，根据“文化反犹主义”所作的解释并不适合其他形式的反犹主义。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新闻传播得非常快也非常广，文化也早已成为没有边界的游戏。与其说现代反犹主义是文化沉淀的一个产物，倒不如说它为文化传播过程所支配，今天这种文化传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强烈的多。反犹主义同这种传播的其他对象一样，尽管仍然与其原始形式保持着亲和性，但也在转变之中——更加尖锐或强烈—以适应其新的问题和新的需要。充斥着紧张和创伤的现代性“不稳定发展”时期，存在大量这样的问题和需要。对犹太人恐惧的成见为其他令人费解和使人恐惧的紊乱以及先前未经历的痛苦提供了现成的可理解性。举例来说，近年来在日本这已经成为理解在经济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未预期障碍的一个日益普遍的万能钥匙；世界犹太人的活动被提议作为各种事件的解释，这些事件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包括对日元的估价过高、又一个切尔诺贝利式的核灾难，以及随后又一个被苏联掩盖的所谓的辐射尘威胁。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参看贝恩德·马丁，“大屠杀前后的反犹主义”(BerndMartin，Antisemitismbefore and afterHolocaust')，见奥克萨尔编，《维也纳的犹太人、反犹主义和文化》(Ivor Oxaal ed. , Jews , Antisemitism and Culture in Vienna), London: Michael Pol-lak and Gerhard Botz, 1987。
《犹太人编年史》(Jewish Chronicle)，15，July 198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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