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是，无论“历史进程”发生什么情况，那些完全有可能包含大屠杀之潜在性的历史产物却没有发生什么或者，至少我们无法肯定它曾发生了什么。对于所有我们知道的而言(或者应当说，对于所有我们不知道的而言)，这些历史产物或许仍然与我们在一起，并等待着它们的机会。我们只能够心存这样的疑惑，即那个曾经产生大屠杀的环境并没有被根本改变。如果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在1941年致使大屠杀发生的某些事物，我们无法肯定它们已经从那时起就被消除了。越来越多的著名和有声望的学者告诫我们最好不要沾沾自喜。
导致(奥斯维辛)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保持得完好无损。这意味着民族国家自身的失控并且能够在难以想像的范围内引发社会自相残杀的行为。如果不被制止，它可以使整个文明毁于战火之中。它不可能执行一个人道主义的使命；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规范都无法阻止它的侵犯，它是毫无良知的。(费恩戈尔德)⑧
当代“文明”社会的许多特征都鼓励轻易地诉诸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主权领土国家宣称，作为其主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有权力对其统治的人民实施大屠杀行动，或从事种族灭绝大屠杀，以及……联合国，为了其所有的实际目的，而捍卫这项权利。(库佩尔)⑨
⑧ 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p.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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