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关注的真正原因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这并非一个说了就完事，也不会作为后大屠杀创伤自然而又具误导性的结果而被搁置一旁的原因。它可以得自于两个相关的事实。
首先，由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可能导致大屠杀计划的构思过程，以及容许实施这样一个计划的技术资源，不仅被证实与现代文明完全契合，而且是以它为条件、由它创造和提供的。大屠杀不仅仅神秘地避免了与现代性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冲突。也正是这些规范和制度才使得大屠杀有发生的可能。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就不会有大屠杀。
第二，所有那些文明化进程已经建立的核查与平衡、屏障和阻碍的复杂之网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而我们本寄希望并信任这些网络能够保护我们免于暴力，并能够抑制所有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力量。而大屠杀来临时，受害者发现自己是孤零无靠的。他们不仅已被表面上和平、人道、遵守法律并秩序井然的社会所愚弄—他们的安全感成为他们毁灭的一个最有力因素。
坦率而言，我们的忧虑不无根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社会中，生活在并不包含任何可以阻止大屠杀发生的东西的社会中。仅仅因为这些原因，也是有必要研究大屠杀的教训的。这样一项研究所包含的远不止于对百万受害者的悼念，清算屠杀者，以及医治消极而沉默的目击者仍未痊愈的道德创伤。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