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生产线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物质普遍丰富的观念与集中营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大量死亡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完全偶然的。我们或许希望能够否认这种联系，但布痕瓦尔德和底特律的里维罗格(River Rouge)一样是属于我们西方的—我们不能把布痕瓦尔德当做是本质上健全的西方世界的一次偶然失常而加以否认。
我们也想起了希尔博格对大屠杀之实施卓越而又具权威性的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毁灭机器与有组织的德国社会从整体上说在结构上是没有区别的。从它所扮演的那个特定角色来说，毁灭机器就是组织起来的社群。”
R.L.鲁本斯坦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则可以是大屠杀的终极教训。他写道：“它见证了文明的进步。”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在“最终解决”中，备受我们文明夸耀的工业潜能和技术知识在成功地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任务时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同样在“最终解决”中，我们的社会向我们展示了其至今无人怀疑的能力。由于我们一直被教育要尊重和崇尚技术效率和认真计划，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赞扬我们的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进步时，我们已经过分低估了它的真实潜力。
斯蒂尔曼和普法夫,《歇斯底里的政治》(Edmund Stillman &William Pfaff,The Politics of Hysteria)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6, pp. 30——1。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 3卷(Rao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the European Jews, vol. III)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3, p.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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