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与野蛮那狂乱的激情相对的话，那么它与有效率的、无感情的毁灭、屠杀和折磨就一点儿也不对立……而随着思想的品性越来越理性，毁灭的数量也在增长。举例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怖活动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理性的工具。
在文明的进程中真正发生的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并把接近暴力的机会进行了再分配。就像许许多多其他我们被教育去厌恶和憎恨的事物一样，暴力已经被剔出了视线，但是并没有被强行地消灭。也就是说，从受到限制而显得狭窄和私人化的个体经验的便利位置来观察，暴力是看不到的。它已经被圈进被隔离和孤立的区域，一般来说，社会的普通成员是无法与之接近的；或者说，它已经被驱逐到对大多数(能计数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禁区的“模糊区域”了；或者被运送到与文明人(一个总是取消假日预约的人)生活事务基本上无关的遥远地区。
所有这一切的最终后果是暴力的集中。强制措施一旦被集中化并且没有了竞争，即使技术上还不完美，它仍然可以造就闻所未闻的后果。但是，它们的集中确实引发和推动了技术进步的上升，并且因此又进一步扩大了集中的效果。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反复强调的[可以参阅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年)和《社会的构成》(1984年)]，将暴力从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消除，一直是与社会之间的交换和社会内部秩序产物的彻底军事化密切相关的；常备军队和警察部队集合了技术先进的武器和官僚体制化管理的先进技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死于这种军事化所带来的暴力灾难的人数急剧增加，达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
③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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