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采取了无以计数的强制手段。通过把这些强制手段应用于单一目标之上，大屠杀又为它们的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完善提供了刺激。但是，与我们真正有关的是它们被利用的方式，而不是大屠杀毁灭工具的绝对数量，甚至于它们的技术质量。它们令人畏惧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它们的使用是从属于纯粹官僚的、技术性的考虑(这种考虑使得它们的使用几乎完全不受缓冲力的影响，如果暴力手段被分散且相互不协调的行动者控制并被分散利用，那么它们或许就已经被驯服)。这样暴力就变成了一种技术。就像所有的技术一样，它不受情感的影响，是纯粹理性的。“事实上，如果说‘理性’意味着工具理性，把美国军队、B-52轰炸机、凝固汽油弹以及其他武器投向共产党统治的’越南(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对象’)，作为一个‘执行者’把它变成一个‘受欢迎的对象’，那么这是绝对合理的。”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当这些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时，使用暴力就是最有效和最合算的。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这种脱节是所有官僚体系都擅长的一件事。有人甚至说这为官僚体制的结构及其运转提供了精髓，并且为动员和协作能力、行动的理性和效率的突飞猛进提供了其奥秘；而上述这些现代文明所达到的成就都要归功于官僚机构管理的进步。这种脱节一般说来是两个平行过程的产物，这两个过程都居于官僚机构行为模式的中心位置。第一个过程是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这是权力与下属之直线等级的一个补充，不过它在结果上有所不同)；第二个过程是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④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从判断到计算》(JosephWeizenbaum,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 SanFrancisco: W.H. Freeman, 1976, p.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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