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而言，结果就是，道德标准对于官僚机构运作的技术成功而言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照凡勃伦的说法，每个行动者的身上都表现出了工人的本能，全副心思都放在干好手头的事情上。实际工作中对任务的投入也可在以下条件下得到进一步提高：行动者的怯懦和其上级的严厉，或者行动者对晋级的兴趣、行动者的野心或无功利的好奇心，或者许多其他的个人条件、动机或性格特征——但总的来说，即使没有这些，工人的本分就已经足够了。一般说来，行动者都想要出类拔萃；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想做好。一旦他们由于官僚体系内部复杂的功能划分而远离了他们的行动所引致的最终结果，他们的道德关注就会完全集中到很好地完成手边工作上。道德也就归结为要做一个好的、有效率和勤劳的专家和工人的戒律。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
我们将非人化和集中营囚犯令人惊骇的画面联系起来—他们所受的侮辱是:将他们的行动降低到简单生存的最基本水平，禁止他们使用人格尊严的文化符号(包括身体上和行为上的)，甚至让他们失去可辨识的人相。就像彼得·玛什所说：“站在奥斯维辛的围墙边，看着这些消瘦的骨架、皲缩的皮肤和深陷的双眼——谁能相信他们真的是人？”但是，这些画面只是所有官僚机构——无论这些官僚机构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有多么仁慈和无害——都具有的某种趋势的极端表现。我认为对这种非人化趋势的讨论，与其关注其最耸人听闻和最恶劣的、但所幸是鲜有的表现形式，倒不如关注其更加普遍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的表现形式。
⑥玛什，《暴力扰乱：暴力的幻觉》(Peter Marsh，Aggro:The Illusion of Vio-lence), London:J. M. Dent & Sons, 1978, p. 120。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