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化开始于官僚机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因为拉开了距离而可以并在实际上被简化为一套定量措施之时。对铁路经营者来说，对他们的工作对象惟一有意义的说明是吨/公里等计量单位。他们并不处置人、羊或带刺的铁丝；他们只需处理货物，这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由测量组成并缺乏质的规定性的实体。对大多数的官员来说，甚至如货物一类的东西都意味着一个非常严格的质的规定性界线的限制。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钱是在投入和产出两端惟一出现的东西;正如古人精明地观察到的，钱财(pecunia)显然是不会白白被发现(non olet)。随着官僚化的公司不断地膨胀，它们很少把自己限制在行动的定性比较特别的领域。由于在运动中受到获利主义(lucrotropism)—一种令他们的资本获得高回报的牵引力———的引导，他们斜向扩展了。我们应当还记得，大屠杀的整个实施是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的。此外我们也知道，纳粹的这个命名并不是想作为一个策略或者一个伪装。
跟所有其他的官僚机构管理对象一样，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他们早已被非人化——这是就叙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或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语言有效地防止了其指示对象受道德评价的意义而言。实际上，这种语言不适合于标准的道德陈述。因为只有人才是道德命题的对象。(确实，道德陈述有时的确延伸至其他非人类的生物；但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从它们原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立足点开始扩展。)人一旦被简化为零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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