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地(尽管对其一般社会功能而言是最核心的)，科学为大屠杀的发生扫清了障碍，这是通过侵蚀权威，质疑各种规范性思想的约束力量，特别是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量来完成的。科学将自己的历史看成是理性反对迷信与非理性的长期不懈而最终胜利的斗争的历史。由于宗教和道德无法合理地将它们对人类行为的要求进行理性的合法化，因而遭受了责难，其权威性也被否定了。由于价值和规范被宣布具有内在而不可替代的主观性，于是工具性就成为剩下来的惟一一个可以追求卓越的领域。科学要求价值无涉，并以此为荣。通过制度性压力和嘲讽，它让道德的辩护士们哑口无言。在这个过程中，它让自己在道德上紧闭双目、不置一辞。在合作设计大众绝育或者集体屠杀最有效、最迅速的手段的过程中，或者，在构思集中营奴隶制、把它作为进行医学研究以促进学术进步—当然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极好机会的过程中，科学带着狂热和放任拆除了所有阻止它的障碍。
直接地.科学(在这里，更恰当地说应当是科学家)也帮助了大屠杀的实施者。现代科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科学研究花费惊人，它需要大型建筑物、昂贵的设备和大量高薪的专家队伍。因此它依赖于货币和非货币资源的持续流动，而这只有相当大的机构才能够提供和保证。但是，科学不是商业，科学家也不贪婪。科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家也在追求真理。科学家充满了好奇心并因未知而兴奋。如果用所有其他包括金钱在内的世俗观念来衡量，好奇心是无关乎功利的。科学家所宣扬和追寻的只是知识和真理的价值。如果没有日增益长的基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实验室、数额日见其多的工资单，好奇心就得不到满足，真理就不会发现，这也不过是个巧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刺激。科学家所想要的只是被允许到他们那求知的渴望所梦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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