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科学家伸出帮助之手、提供支持的政府才能指望科学家的感激与合作。作为交换，大多数的科学家会准备随时交出一份戒律更少的长单子。举例来说，他们会准备以歪歪鼻子或者列入传记条目来对待同事的突然失踪。如果他们决然反对，情况就可能是一次性地带走他们的全部同事而使研究计划处在危险之中。(这不是诽谤也不是讽刺;这是从记录在案的德国学者、医生和工程师的抗议中归结出的。在大清洗期间，从苏联那些科学工作者那里听到的抗议就更少了。)德国科学家满怀欣喜之情登上了由纳粹机车拉动的列车，驶向勇敢的、新的、种族纯净的德国统治的世界。研究计划一天随着一天地更加雄心勃勃，研究机构也一刻随着一刻地更加壮大，更有实力。其他的则不重要。
普洛克托在他新近对生物学和医学在设计和实施纳粹种族政策时所做的贡献的精彩研究中，把流行的科学神话首先当做迫害的受害者和从上到下强烈灌输的一个对象而结束了它的神话(一个至少从李约瑟在1941年出版的有影响的著作《纳粹对国际科学的攻击》就开始的神话)。根据普洛克托的细致研究，广为流传的观念过分低估其政治积极性(准确地说是它们中最可怕的一些)是科学团体自己所产生，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不情愿而又懦弱的科研工作者的程度，也低估了种族政策本身由那些公认的、学术上受绝对信任的科学家策动和管理的程度。如果那里存在着强制的手段，“它就会经常是一派科学团体压制另一派的形式”。总体而言，“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对于种族计划)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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