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受害者
这样一种能力不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得到这种能力，官僚机构必须在它自身内部的权力等级和行动一致的原则之外，实现更多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官僚机构必须完全专门化，无条件地垄断自己执行的特殊职能。如果说得更简单一些，这意味着，首先，官僚机构对它的目标对象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明确地不再指向其他对象，因此也不会对其他类目标的状况产生影响；其次，目标对象必须存留在此专门化机构的职权范围内，而没有其他机构插手。第一个条件杜绝了外来干预进入官僚机构的行为中。因为面对着两方的问题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共有的基调并激起团结一致的行动，未受影响的群体也不可能仓促地来救助目标群体。第二个条件一旦实现，目标群体就知道，或者不久就能发现，向权威和资源的核心请示，而不是向钳制他们的官僚机构请示，是徒劳无益和没有作用的；并且有的时候，这样的请示还会被认为是破坏规则(只有管制他们的官僚机构有权对这些规则做出界定)，而招致比本分地服从官僚统治更可怕的结果。在两个条件之间，给目标群体单独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官僚机构，作为他们做出理性决定时惟一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实施“有目标的”政策并且握有该政策惟一的执行权的官僚机构完全能够划出受害者的行为半径，把受害者自己的理性动机规划到为实现其任务而可资利用的资源当中。而在官僚化组织的权力能够依赖即将被摧毁或者伤害的群体的合作之前，这些群体必须有效地被“封锁”起来：要么在身体上从日常生活的情景或者其他群体的关注中消失，要么在心理上用公开且明确的歧视性定义和凸显目标群体的独特性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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