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犹太人受到的迫害更加残酷而变得更加强烈。其原因很简单，虽然有些令人压抑：即使当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场可怕的冤屈正在上演，然而却缺乏气概和胆量去抗争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受害者视为可耻的，以此最简便的方式让良心得到宽慰。
无论如何，德国的犹太人已变得彻彻底底地孤立。现在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对关系到他们命运的一切而言，其余的德国人已经不存在了。犹太人的世界里只拥有纳粹权力这样惟一的一个他者。不管犹太人怎么样界定他们的处境，其处境只简约为一个因素：纳粹迫害者视为有用而采取的行动。因此，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犹太人不得不根据所预期的纳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假定在行动与反应之间存在一条逻辑链，因此这样的行为也比其他行为更合理、更可取；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按照官僚机构的头子提出的行为准则来行动：效率、更大的收获、更小的付出。自从纳粹对游戏的规则和赌注做了统一和无可争议的规定之后，他们就能把犹太人的理性当做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的一项资源来调动。他们能够将规则和赌注做出这样一种安排，使得每迈出理性的一步，就可以加深未来受害者的无助，使他们一寸一寸向最终的灭亡靠近。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
犹太人被纳粹强迫加入的游戏是生与死的游戏，因此站在他们的角度，增加逃生的机会或者限制死亡的范围既是理性行动的目标，也是衡量的标尺。价值的世界减缩成一个—那就是继续活下去(或者至少是使之成为头等大事)。事态如何，现在说来清楚不过，而当时的受害者却并不必然知情，在“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之路”的早期则当然更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纳粹本身，包括他们的领袖，在发动对犹战争时头脑里都没有一个关于最后结局的明确概念。战争开始时有着适中的目标：清洗，把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中捧出去，经过长期的工作使德国不存在犹太人。正是在官僚机构追逐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和影响当中，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就在某一个阶段从“解决办法”上说变得“合理”了，在技术上也变得可行了。然而，甚至希特勒关键的决策——对俄国犹太人大开杀戒——在积极的“犹太人专家”面前开启了新的视野和提供了先前未经考虑过的选择时，对最终解决的实质保守秘密仍然是纳粹计划中内在和关键的一部分。将受害者送往毒气室被称为“迁居”，屠杀集中营的身份被掩盖在“东部”这个含糊的称呼里。而当犹太人区的代表造访党卫军的指挥官，想问清楚风传的马上要开始屠杀的谣言是否属实时，德国人也断然做出了否定。不夸张地说，这个秘密被保守到了最后一刻。特别指挥部(Sonderkommando)中在毒气室和火葬场效力的犹太成员，如果告诉从拥挤不堪的车上下来的新来者，从月台上看到的建筑不是一个公共浴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惩罚之一就是立即处死。显然，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减轻受害者的愤怒与痛楚，而是为了让他们自愿地走进毒气室，不做丝毫的反抗。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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