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管多么狡诈和背信弃义，罗姆科斯基确实是按照他所面临的惟一的理性形式来行动的。“在无数场合中，在迁居’之前和在此期间所有公众演讲中，他都不厌其烦地重申犹太人区在形式上的存在只能依靠做出于德国人有用的劳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最悲惨的时候，犹太人区都不应该放弃存在下去的理由。”②罗兹的罗姆科斯基、比亚利斯托克的巴拉什(Ephraim Barash)，维尔纽斯的根斯和其他很多人，经常充满自信地说起他们的勤奋工作对他们德国主子的性情带来的影响。看来，他们确实相信只要犹太劳动的生产力和收益性得到证明，德国人的酬劳和津贴就会取代驱逐和任意的杀害；至少，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或者不得不使自己相信会是这样。他们这样做，对德国人的战争成就而言可谓贡献卓著。他们工作是为了拖延宣告灭亡他们的邪恶势力的最后失败。在奥斯维辛纵横交错的曲折道路完工以前，科瓦河上很多座桥就出自犹太工匠的利落灵巧之手。
德国官僚体制中承载了更少意识形态的下层官员实际上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当然，这纯粹是出于实用的原因。在他们的头脑中，似乎没有意识到犹太人是在事态的框架中占据持久位置的人，但他们肯定同意剥削犹太人的工业热情比起把这些投人和守纪的劳动力统统杀掉，会产生更大的经济(与军事)意义。事实证明，东部的一些军事指挥官要是发现当地身怀确保军械运转所必须的技术的工匠多数都是犹太人时，他们就特别想延迟杀害。而他们想把犹太劳动从特遣队的机关枪下救下来的假慈悲一旦被最高当局发觉，就会被立即驳回。最高当局懂得只有当这些理性的考虑会使非理性的目标更进一步时(像它们已然做的那样)，才可以允许其存在。东部占领区事务部做出了不留任何讨论余地的决议：“原则上，解决犹太人问题不能考虑什么经济因素。如果将来出了什么问题，可以向党卫军高级官员和警察长官咨询意见。”总的来说，犹太委员会发起的“有用的”劳动好像没有拯救任何人(虽然它确实延长了某些人的生命)。罗姆科斯基或者巴拉什对技术精良、充满热情并因此“不可替换的”犹太工人极尽赞美之词，但并不能改变事实的阴暗：这些工人都是犹太人。即使当工人们润滑了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他们首先仍然是犹太人，然后才是“有用的”。一切都太迟了。
②特伦克，《犹太委员:在德国占领下东欧的犹太委员会》(Isaish Trunk，Judenrat : The Jewish Councils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Lordon: Macmillan, 1972, p.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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