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这一切，以及作为现代理性思维值得称赞的成就的死刑判决，与犹太人的热心肠结合起来，但还是有个仍将继续责难那些即使最为自责的合作者的问题：尽管切掉肢体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个手术非要由我来主刀吗？而且，更让他们不得安宁的是：就算一些人的生存必须要有一些人消逝，那么我是谁，可以决定谁应该去牺牲，这又是为了谁？
事实证明这类问题确实折磨过许多犹太委员和领袖们，甚至(特别是)那些没有拒绝服从与没有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的人。华沙的切尔尼亚科夫令人敬佩的出走广为流传；自杀者名单很长，而划下了界线、其道德标准不允许他们越过该界线的犹太委员的数目也很庞大，而且仍然无法计算。这里只能草草的举几个例子。若纳的犹太委员主席贝格曼博士，在自杀之前告诉德国人他只能送他和他的家人参加“迁居”。科索波勒斯基的查捷金轻蔑地拒绝了城市特派员的搭救。鲁科的李贝曼把收集起来企图贿赂而未果的钱撕得粉碎，砸在德国监管的脸上怒吼道：“你们这些血腥的暴徒，这是你们为我们上路所付的代价！”他被当场击毙。贝雷查·卡突斯加的犹太委员会接到德国人的命令，要他们挑选一个犹太人的分遣队“到俄国工作”后，全体成员于1942年9月1日开会时集体自杀。
⑥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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