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人，贪生怕死或者恬不知耻地活了下来，他们急需一个回答；那就是一个借口，一个理由，或者一个道德的或者理性的观点。在多数记载的案例中，他们勉强接受了后者，即那些显然是幸免者最愿接受的和最令人心服的理由。比如，在每次连续的“行动”之后，像根斯和罗姆科斯基这类人就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犹太人区剩余囚犯的全体大会，来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决定“我们亲自来做这件事”。(拿根斯来说，“做这件事”就意味着把奥斯米亚那的四百个老人和孩子送往刑场，让他们死于犹太警察之手。)目瞪口呆的听众于是就面对着一个理性思维的展现：数字的计算。“如果我们把工作丢给德国人，那么死的人会更多。”或者，讲得更个人化一些：“如果我拒绝执行命令，德国人就会用一个更加残忍和恶毒的人来代替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理性计算的“收益”被重新融入在一个道德义务里。根斯，这个自认的维尔纽斯犹太人的上帝，这个至死都坚信自己是救世主的杀人凶手，下定决心：“是的，我的职责就是弄脏我的双手。”
人们追逐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被埋葬在乌克兰的阴沟里，或者在特雷布林卡的烟囱中化为青烟。精于逻辑和在理性思考的艺术中受到良好训练的人在它之后紧追不舍。因此策略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就是对理性的最终褒赏。总有实施拯救的东西或者人，也就总有理性行动的可能。富于逻辑和理性的犹太委员们说服自己参加到凶手的工作中来。他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每当行刑小组过于单薄或者屠杀武器不能立即使用的时候，这种逻辑和理性就派上了用场。逻辑和理性总是可以得到的，因此充分提供的高效合作总是等待着，准备填补沟壑。似乎上帝想毁灭某个人的时候，没有让他发疯，而是让他变得理性了。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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