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拉姆的研究所要挑战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互相强化的学术传统与公众舆论。他的假设与发现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与愤怒：他假设，残酷不是残酷的个人之所为，而是力图脱卸他们普通义务的普通男男女女之所为;他发现，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那些在内心确信他们憎恶偷盗、杀戮和攻击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在权威的命令之下相对从容地干这些勾当。而个体自我行事时不可设想的行为会在完成命令时毫无犹豫地得到执行。”③当然确实也有些个体的残酷是受他们自己的、并无强制的、彻底的个人倾向激发所致。不过有一点是铁定的，那就是当其所处的互动情境激发他们变得残酷时，他们的个人特征没有阻止他们。
如果从传统上循着黎朋④的观点，我们惯于认为惟一可能发生上述那种事情(即由正派的人干不正派的事)的情况，是人类互动正常的、文明的、理性的模式已经崩塌的一个局面：仇恨或者痛苦所聚集的一群人，不经意地与陌生人遭遇，各人都被拽出了其通常的情境而一时间悬停在社会的空寂之中，一个挤得密不透风的市镇广场上，惊慌的呼叫代替了命令，四下奔逃代替了权威指定的方向。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可设想的行为只有在人停止思考时才可能发生：即从前社会的、蒙昧的人类情感的大锅之上揭开理性之盖的那个时候。米格拉姆的发现则倒置了一个更为古老的世界图像—根据这个图像，人性完全在理性秩序的一边，而非人性则完全被限制在人性的偶然分裂之中。
③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一个实验的观点》(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tal View), London: Tavistock, 1974, p. xi.
④ Le Bon,美国早期社会心理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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