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道德化
不过，权威的官僚化体系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却是，个人行为中的道德怪癖遭到揭露的可能性，以及一旦被揭露就会陷入痛苦的道德困境的可能性都萎缩了。在一个官僚体系中，公务员的道德关怀从集中于行动对象的命运之上被拉了回来。它们被强制地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一—即将开展的工作和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行动的“目标”过得怎样和有什么样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者机智、有效地完成其上司交代的任何事务。在后一个问题上，上司是最合格、最自然的权威。这种局面进一步强化了上司对其下属的控制能力。除了下达命令和惩罚不服从者之外，他们也做道德判断——仅仅是关系到个人的自我鉴定的道德判断。
评论者反复地强调，米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会受到下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即行动是为了科学利益的需要—无疑这是一个高高在上、鲜有争论、一般也是基于道德的权威。不过，没有指出的一点是，科学比起其他的权威来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最彻底的化身，这种分离是人类行为的理性组织所怀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评价。被试者表示道德的苦闷时，实验员以一种冷漠的、惯常的与乏味的程式来回答：“那不会造成身体组织永久性的伤害。”大多数参与者只是过于高兴地接受这种安慰，也愿意不去想那种程式剩下的没有得到讨论的可能性(最为明显的是，对身体组织的暂时伤害的道德问题，或者就是疼痛的痛苦所具有的道德性)。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安心于某些“上头”的人所认可的什么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什么不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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