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试者决定不再做下一次电击，而既然它(在每一次中)只是比上一次稍微强了一点，那他施行刚刚做出的最后一次电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要否认他即将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就要否认他刚才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这也否认了被试者自身的道德定位。被试者陷入了他对实验渐进的承诺的罗网之中。⑦
在序列化的行动当中，行动者成为自己过去行动的奴隶。这种控制似乎远比其他制约性因素更为有力。比起在行动序列的开始阶段看上去更为重要的因素而言，它无疑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而且真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最初对“这项事业”的投入几乎都丧失殆尽之后很久，不去重新衡量(与谴责)自己过去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并且是更为强大的刺激，让人持之不懈。行动步骤之间的平顺而毫无觉察的过渡把行动者诱拐进一个圈套;在这里面，如果不修正和摒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或者至少是清白之类的评价，就不可能从中跳出。换言之，这个圈套是一个矛盾：不弄脏自己就无法变得干净。要躲避污秽，就必须永远在泥泞中拖曳。
这个矛盾也许就是有名的同谋者之团结现象背后的一个动人因素。没有什么比分担在他们看来是犯罪行为的责任更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常识上，我们用逃避惩罚这个本能的愿望来解释这种团结；博奕理论家对著名的“囚徒困境”的分析也告诫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清楚风险)，假想团队中的其他人将会保持团结是每个成员可以做出的最为理性的选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怀疑，在可能联合起来化解悖论的人只是那些最初参加序列化行动的团队成员的事实面前，以及在逐渐增加的事实否定他们过去行为的合法性，而他们不顾这一切只是靠共同的认可来为信念打气的时候，同谋者的团结能达至并巩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此我认为，米格拉姆命名的另外一个“制约性因素”，情境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个“制约性因素”即序列化行动的悖论的一个衍生。
⑦沙比尼和西维尔，“摧毁良心清白的无辜者：大屠杀的社会心理学”，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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