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感谢卡尔·斯莱纳尔提出了从身体上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曲折道路的概念：这条路既不是一个疯狂的恶魔单独构思出来的，也不是在“解决问题过程”的开始由那些煽动思想情绪的头目们做出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相反，它是慢慢地显露出来的，在每一个阶段指向一个不同的目标，针对新的危机发生变化，并且带着“见桥则过桥”的哲学向前迈进。斯莱纳尔的概念最好地概括了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功能主义”学派的成果(功能主义者的力量在最近几年内迅速积聚，而放弃了“意向主义”，意向主义也发现越来越难以维护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对大屠杀寻求单一原因的解释——这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将种族灭绝归因于它从未有过的一种动机性逻辑和一种一致性)。
功能主义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希特勒为纳粹主义确定的目标是：除掉犹太人，最重要的是要制造出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也就是说，对犹太人进行清洗。’——但是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一旦目标已经确定，一切都将按照韦伯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所说的那样进行下去：“玩弄政治的能手’会发现在面对行政管理部门那些训练有素的官员时，他们不是处于‘专家’的位置，相反是处于一个外行’的位置。”目标一定要实现；至于如何实现，则取决于环境，而这又通常由“专家”根据
一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参看斯莱纳尔，《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Karl A. Schleuner，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ưitz)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玛鲁斯，《历史当中的大屠杀》(Michael R. Marrus，The Holocaust in Histo-ry),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 p. 41。
杰尔斯和米尔斯，《马克斯·韦伯文选》，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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