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描述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解答对大屠杀的官僚制度的界定的质疑。在此界定中大屠杀要么被看做是对真理的一次简单歪曲，要么被看做是犬儒主义的一个特别残暴的表现形式。
但是，大屠杀之所以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是如此关键，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好像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提醒)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多么刻板和在道德上是多么盲目。即使我们全然理解了这史无前例的集体屠杀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依赖于已充分发展并根深蒂固的精密而准确的劳动分工的技巧与习惯，依赖于命令和信息保持畅达无碍，或者依赖于自发而又互为补充的非个人的协调行动：简言之，依赖于在办公室氛围里生长得最为枝繁叶茂的那些技巧与习惯，大屠杀的意义也不会得到全面的表述。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最终解决”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那么大屠杀投射在我们对官僚制度之理性的理解上的光芒就是最熠熠动人的了。
杰尔斯和米尔斯，《马克斯·韦伯文选》(H. H. Gerth& C. Wright Millseds. , From Max Web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p. 214,215。在戴维多维奇(LucyS. Dawidowicz)对有关大屠杀的历史学研究的综述和评价中(The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她反对将大屠杀和其他大规模杀戮等同起来看待，比方说对广岛和长崎实施的轰炸：“轰炸的目的是为了显示美国军事力量的优越”;轰炸的目的“受到的不是要消灭日本人的动机的驱动”(pp.17—8)。在这显然是正确的评论之后，戴维多维奇不想错过任何一个重点：杀害二十万日本人被设想成(也被事实执行为)完成既定目标的有效手段；实际上，这次轰炸是理性解决问题这种思维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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