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这种自信被重新融入社会理论，就立即对道德的解释产生了重要的后果。由定义看来，前社会或者非社会的冲动不可能是道德的。根据这个道理，就不能恰当地描述、当然也就别提谨慎地思考下面这种可能性了，即至少有某些道德模式根植于不受人们共同生活状况下偶然性的社会规则的影响的实际因素。而人们更不大会去设想(这并不矛盾)，由人类生存模式所产生的某些道德压力，仅仅由于“与别人共处”这一事实，就会在某些情形下被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所中和或压制。换言之，社会—除了甚或是有悖于它的“教化功能”至少有时可以扮作一种“使道德沉默”的力量。
只要道德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且可以根据当功能发挥恰当就能保证道德的“持续供给”的机制来进行因果解释，则那些侵犯广泛而深沉的道德情感和蔑视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行为）之共同观念的事件就倾向于被看做一种“道德工厂”的失败或者管理不善的结果。工厂体系已成为了编织现代社会理论模型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比方，而道德之社会生产的观念给它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实例。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被解释为道德规范提供不当或者提供了不完善的规范（即不充分具有约束力的规范）的结果；而后者又可以追溯至“道德的社会工厂”的技术或者管理的缺点之中—退一万步也可追溯至不协调的生产行动导致的“无法预知的结果”，或者外在于生产系统的因素的妨碍（即对生产要素控制得不彻底）之中。不道德行为也由此被理论化为“偏离规范”，这种偏离来自于“社会化压力”的匮乏或者软弱，还有最近的解释认为它来自于专门用于施加这种压力的社会机制的缺陷或者不足。③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这种解释针对着未曾解决的管理问题(其中涂尔干提出的失范是最明显的例证)。在较低的层次上，它针对教育机构的缺陷，家庭的衰落，或者具备自己的反道德社会化力量的、未被根除的反社会领域的影响。不过，在所有的事例中，不道德行为的出现都被解释为前社会或者非社会的驱力从其社会生产的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表现，或者首先是这些冲动逃脱封锁的表现。不道德行为总是一种向前社会状态的回归，或者说是未能成功地脱离此种状态。它总是与一些对社会压力或者至少是“正当的”社会压力(用涂尔干的理论框架来说，这是一个只能被解释为与社会规范相等同，即等同于通行的标准，等同于常规的一个概念)的抵制联系在一起。既然道德是一个社会产物，抵制作为行为规范而受社会鼓励的标准必然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七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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