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除与没收则撕毁了绝大多数常规的契约，以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取代过去的接近。这下受害群体被有效地从视野当中抹去；他们最多是被别人听说的一类，因此别人听说的有关他们的一切都没有可能转变为有关个体命运的知识，也就没有可能与亲身经历对照检验。
集中所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受害群体不再与其他人相遇，他们的生命历程不再交汇，沟通也慢慢减少并突然停止，现在发生在一个被区隔的群体中的一切都不为其他人所关心，进而在人际交往当中把那一切转化为谈资也就没多少意义了。
剥削与饥饿上演的一幕是更进一步而且真正惊心动魄的场面：它们将野性乔装打扮成人性。大量的事实说明，地方的纳粹头目请示过他们的上司，要把在他们权限之下(就是在集体屠杀开始的信号给出之前)的一些犹太人处死，使他们免受饥饿的痛苦：由于对大量早就被掠攫了财产与收入并被圈进犹太社区的人来说，食物的供给不能维持他们的需要，因此杀戮似乎是仁慈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人性的昭示。“法西斯的政策险毒地在循环，‘故意创造出无法忍受的紧急局势和状况，然后用它们来使甚为极端的步骤变得合理’。”
这样，最后的行动——灭绝——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突兀的变故。就是说，先前采取的多个步骤合乎逻辑(即使我们记得，一开始并没有被料及)的结果就是灭绝。虽然已经铸就的事态并没有使其后的每一步变得不可避免，但是在毁灭之路上，每一步行动都使得下一步的选择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的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地被理性一技术的考虑所引导，它也越少地必须考虑到道德自抑问题。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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